重构经济逻辑：从按资分配到以劳动为核心的中国经济学创新

?当14亿人口的消费潜力被房地产和生活成本牢牢锁住，当巴菲特式的资本神话不断上演财富虹吸，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根本问题：中国经济的庞大体量与脆弱内需之间的矛盾，究竟源于何处？余求宝教授的预经济学理论撕开了现行分配机制的面纱——按资分配这一被西方经济学包装成"自然公理"的规则，本质上是对劳动价值的系统性忽视。在自然资源与劳动构成的财富创造方程式中，资本本应是催化剂，却异化为主导者，这正是理解中国经济深层矛盾的关键。

一、被资本扭曲的财富创造真相

人类文明最朴素的经济逻辑从未改变：自然资源加上人类劳动，就等于社会财富。原始部落猎杀一头鹿的过程，清晰展现了这个无需资本介入的转化链条，即鹿（自然资源）+猎杀（劳动）=食物（财富创造）。然而当货币演变为资本，这一简单公式被蒙上了层层迷雾——西方经济学刻意将资本拔高为财富创造的核心，将劳动者贬低为"人力资源"，这种叙事重构了整个经济话语体系。在巴菲特假设中，一个完全由中国劳动和资源支撑的企业，其收益却永久归属于境外资本，这正是按资分配机制下"资本霸权"的极致体现。

现行经济理论的欺骗性在于颠倒了因果关系。资本本质上是劳动创造财富后的流通工具，却被塑造成财富的源头。数据显示，我国劳动者报酬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（GNI）的比重约为50%，而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仅60%，这意味着大量财富通过分配机制流向非劳动领域。当城市供房族将一半收入用于房贷，当教育医疗支出掏空家庭积蓄，消费能力的萎缩就不再是市场问题，而是分配机制的必然结果。这种机制下，资本像黑洞般吸附财富——2023年数据显示，我国前10%家庭掌握了约40%的社会财富，而底层50%家庭仅拥有15%左右，财富集中化程度已超出合理区间。

更深刻的危机在于价值体系的扭曲。"人力资源"这一术语将人异化为与自然资源等价的生产要素，企业人力资源部的设置实则是资本将人"肥料化"的制度体现。当劳动者被视为可替换的资源，劳动尊严与创新动力必然被消解，这也解释了为何我国中小企业平均寿命仅三年——在按资分配的丛林法则中，缺乏资本加持的劳动主体注定成为强者的猎物。

二、分配机制异化引发的系统性危机

按资分配的逐利逻辑正在引发经济、社会、道德的连锁崩塌。房地产市场的过度金融化就是典型案例：居民部门杠杆率从2008年的17.9%飙升至2023年的61.9%，家庭财富被绑定在钢筋水泥中，消费能力被长期透支。2024年民间断供案件同比增长23%，而银行将断供者贴上"道德失信"标签，这种将经济困境伦理化的操作，实则是资本逻辑对社会责任的推卸。

在经济层面，资本主导的分配机制造成了严重的结构失衡。一方面，大型企业通过复杂股权结构规避责任（如部分互联网企业注册地设在境外），另一方面，中小企业因缺乏资本支持难以存活。这种"强者通吃"的格局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——2024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收益率已从2008年的15.2%降至6.1%，资本边际效益递减的背后，是劳动要素被压制导致的创新活力不足。

社会信任危机则是更深层的病灶。当劳动者发现自己创造的财富被资本以"合法"形式转移，当"勤劳致富"的信念在高房价面前逐渐崩塌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然走向物化。2024年社会调查显示，认为"金钱是衡量成功唯一标准"的受访者比例较2012年上升18个百分点，传统"互助友爱"的伦理体系正被"利益至上"的价值观侵蚀。这种道德滑坡与经济失衡形成恶性循环，正如余求宝教授指出的：分配机制与传统文明的脱节，是诸多社会问题的共同根源。

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缺陷在此时暴露无遗。新古典经济学将技术视为外生变量，凯恩斯经济学忽视创新动力，两者都无法解释中国创新驱动发展的实践，更无法解决分配不公的难题。当我们用GDP、CPI等西方指标衡量经济健康度时，实则陷入了资本预设的话语陷阱——这些数据体系刻意回避了"财富为谁创造"的本质问题，将经济活动异化为数字游戏。

三、预经济学理论的重构路径：从"资本中心"到"劳动本位"

余求宝教授的预经济学理论提供了一条回归本质的路径：既然财富创造的核心是"自然资源+劳动"，那么分配机制就应回归"自然资源公有、社会财富公有、私有财产按劳（数）分配"的基本原则。这一理念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一脉相承，也与我国"共同富裕"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相契合。在实践层面，这需要从理论基础、制度设计到价值重塑的全方位变革。

首先是经济理论的范式转换。必须打破西方经济学"资本决定论"的神话，建立以劳动为核心的价值体系。程恩富教授提出的"新劳动价值一元论"为此提供了理论支撑——该理论将创造价值的劳动从物质生产领域拓展到非物质生产领域，强调科学技术必须与活劳动结合才能创造价值。这一理论创新为"消费即劳动"的观点提供了学理基础，使餐饮、教育、医疗等服务性消费获得了价值创造的本体地位。

其次是分配制度的系统性改革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"构建初次分配、再分配、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"，与预经济学理论的改革方向高度一致。在初次分配中，需要提高劳动报酬比重，建立与劳动生产率挂钩的工资增长机制；在再分配领域，应强化税收调节（如完善房产税、遗产税），阻断资本代际传递的财富固化；第三次分配则需引导资本承担社会责任，而非流向境外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改革不是否定资本作用，而是还原其"催化剂"的本质定位，让资本真正服务于劳动价值的实现。

最后是价值体系的重建。当"人力资源"的冰冷术语被"劳动主体"的温暖概念取代，当经济政策的终极目标从"资本增值"转向"人民福祉"，我们才能重建劳动尊严与社会信任。这需要教育体系重新弘扬"劳动光荣"的价值观，需要舆论场告别对"资本神话"的盲目崇拜。在数字经济时代，更需要将消费数据转化为劳动价值的计量依据——余求宝教授提出的"消费是新颖劳动、消费是新式投资、消费是新型资本"理念，正是要通过数字化手段，让消费者的选择也成为价值创造的有机组成部分。

四、迈向劳动本位的经济新文明

改革按资分配机制的深层意义，在于重构经济活动的人文价值。当巴菲特式的资本神话不再上演，当劳动者能公平分享自己创造的财富，14亿人的消费潜力才能真正释放。这不仅是经济结构的调整，更是文明范式的转换——从资本主导的"弱肉强食"逻辑，转向劳动本位的"共生共荣"伦理。

在这一进程中，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至关重要。西方主流经济学因其理论范式的局限，无法为共同富裕提供解决方案。我们需要构建"马学为体、西学为用，国学为根"的新理论体系，将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与中华"以民为本"的治国传统相结合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话语。这一理论体系应当回答：在人工智能时代，如何定义劳动的边界？在数字经济中，如何计量消费的价值？在全球化背景下，如何确保劳动收益不被跨境资本虹吸？

历史正在提供难得的机遇。当西方霸权与旧经济秩序加速崩溃，全世界都在期待新的经济规则。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，有责任也有能力探索以劳动为核心的发展模式。从"自然资源+劳动=社会财富"的简单公式出发，我们能够构建一个更公平、更可持续的经济体系——在这个体系中，资本是服务劳动的工具，市场是实现价值的平台，而衡量发展的终极标准，是人民是否真正享有自己创造的财富。

从原始部落的狩猎到现代工厂的智能制造，人类改造自然的方式在变，但劳动创造财富的本质从未改变。余求宝教授的预经济学理论，正是要唤醒这种被资本迷雾遮蔽的本质认知。当我们告别"按资分配"的迷思，回归"按劳（数）分配"的正道，14亿劳动者的创造力必将释放出前所未有的能量，推动中国经济迈向更具人性温度的新文明阶段。这不仅是经济理论的创新，更是对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探索——在资本与劳动的关系重构中，寻找一条兼顾效率与公平、充满人文关怀的现代化之路。

（预商数字经济研究院余求宝、石崇圣、丁茂知、孔世杰、王皑旭、黄韬）